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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然后我去买去上海的火车票，被告之只能买到三天后的。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坐上汽车到了天津，去塘沽绕了一圈以后去买到上海的票子，被告之要等五天，然后我坐上一部去济南的长途客车，早上到了济南，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爬上去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补了票，睡在地上，一身臭汗到了南京，觉得一定要下车活动一下，顺便上了个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车已经在缓缓滑动，顿时觉得眼前的上海飞了。于是我迅速到南京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在高速公路上睡了六个钟头终于到达五角场那里一个汽车站，我下车马上进同济大学吃了个饭，叫了部车到地铁，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五回，最后坐到上海南站，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睡下，每天晚上去武林路洗头，一天爬北高峰三次，傍晚到浙大踢球，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到睡觉。这样的生活延续到我没有钱为止。

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黄昏时候我洗好澡，从寝室走到教室，然后周围陌生的同学个个一脸虚伪向你问三问四，并且大家装作很礼尚往来品德高尚的样子，此时向他们借钱，保证掏得比路上碰上抢钱的还快。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我说：搞不出来，我的驾照都还扣在里面呢。

我之所以开始喜欢北京是因为北京很少下雨，但是北京的风太大，昨天回到住的地方，从车里下来，居然发现风大得让我无法逼近住所，我抱着买的一袋苹果顶风大笑，结果吃了一口沙子，然后步步艰难，几乎要匍匐前进，我觉得随时都能有一阵大风将我吹到小区马路对面的面馆。我不禁大骂粗口，为自己鼓劲，终于战胜大自然，安然回到没有风的地方。结果今天起来太阳很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有风。 -

从我离开学校开始算起，已经有四年的时间，对于爱好体育的人来说，四年就是一个轮回。而中国男足不断传来的失败又失败再失败的消息，让人感觉四年又四年再四年也不断过去。这样想好像也是刹那间的事情。其实做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不做学生以后，有很多学校里从没有学习过的事情要面对，哪怕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一次很大的考验，至少学校没有说过手持学生证或者毕业证等于手持垃圾一样是不能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