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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里，孤单地，像黑夜一缕微光，不在乎谁看到我发亮

我上海住的地方到我父母这里经过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常年大修，每次修路一般都要死掉几个人。但是这条路却从来不见平整过。这里不是批评修路的人，他们非常勤奋，每次看见他们总是忙得大汗淋漓。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而已。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在此半年那些老家伙所说的东西里我只听进去一个知识，并且以后受用无穷，逢人就说，以显示自己研究问题独到的一面，那就是：鲁迅哪里穷啊，他一个月稿费相当当时一个工人几年的工资呐。

当我看见一个地方很穷的时候我会感叹它很穷而不会去刨根问底翻遍资料去研究它为什么这么穷。因为这不关我事。

后来这个剧依然继续下去，大家拍电视像拍皮球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完成了二十集，然后大家放大假，各自分到十万块钱回上海。

第四个是角球准确度高。在经过了打边路，小范围配合和打对方腿以后，我们终于博得一个角球。中国队高大的队员往对方禁区里一站都高出半个头，好，有戏。只见我方发角球队员气定神闲，高瞻远瞩，在人群里找半天，这时候对方门将露了一下头，哟，就找你呢，于是一个美丽的弧度，球落点好得门将如果不伸手接一下的话就会被球砸死，对方门将迫于自卫，不得不将球抱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