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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还是香港的编辑显得简洁专业，并且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香港的答案是：开得离沟远一点。 -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见对方说话是因为老夏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买了车，这意味着，他没钱买头盔了。

而老夏没有目睹这样的惨状，认为大不了就是被车撞死，而自己正在年轻的时候，所谓烈火青春，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

事情的过程是老夏马上精神亢奋，降一个挡后油门把手差点给拧下来。一路上我们的速度达到一百五十，此时老夏肯定被泪水模糊了双眼，眼前什么都没有，连路都没了，此时如果冲进商店肯定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在这样生死置之度外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终于追到了那部白车的屁股后面，此时我们才看清楚车屁股上的EVOLUTION字样，这意味着，我们追到的是一部三菱的枪骑兵，世界拉力赛冠军车。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