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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

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

我出过的书连这本就是四本，最近又出现了伪本《流氓的歌舞》，连同《生命力》、《三重门续》、《三重门外》等，全部都是挂我名而非我写，几乎比我自己出的书还要过。

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当文学激情用完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东西发表的时候了。马上我就我隔壁邻居老张的事情写了一个纪实文学，投到一个刊物上，不仅发表了，还给了我一字一块钱的稿费。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