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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终于引起学校注意，经过一个礼拜的调查，将正卧床不起的老夏开除。

半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这车如果论废铁的价钱卖也能够我一个月伙食费，于是万般后悔地想去捡回来，等我到了后发现车已经不见踪影。三天以后还真有个家伙骑着这车到处乱窜，我冒死拦下那车以后说：你把车给我。

我上学的时候教师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首先连个未成年人都教育不了居然要去教育成年人，而且我觉得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应该大于家长和学生本人，有天大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要家长上班请假亲自来一趟，这就过分了。一些家长请假坐几个钟头的车过来以为自己孩子杀了人了，结果问下来是毛巾没挂好导致寝室扣分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先得把叫我来的那老师揍一顿，但是不行啊，第一，自己孩子还要混下去啊；第二，就算豁出去了，办公室里也全是老师，人数上肯定吃亏。但是怒气一定要发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解解气了。这样的话，其实叫你来一趟的目的就达到了。

至于老夏以后如何一跃成为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乡土作家，我始终无法知道。

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一分钱没留下，一脚油门消失不见。

我们上车以后上了逸仙路高架，我故意急加速了几个，下车以后此人说：快是快了很多，可是人家以为你仍旧开原来那车啊，等于没换一样。这样显得你多寒酸啊。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不幸的是，开车的人发现了这辆摩托车的存在，一个急刹停在路上。那家伙大难不死，调头回来指着司机骂：你他妈会不会开车啊。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