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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生活中有过多的沉重，终于有一天，能和她一起无拘无束地疾驰在无人的地方，真是备感轻松和解脱。

这样一直维持到那个杂志组织一个笔会为止，到场的不是骗子就是无赖，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老枪的家伙，我们两人臭味相投，我在他的推荐下开始一起帮盗版商仿冒名家作品。

到了北京以后我打算就地找工作，但这个想法很快又就地放弃。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次日，我的学生生涯结束，这意味着，我坐火车再也不能打折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五月。老夏和人飙车不幸撞倒路人，结果是大家各躺医院两个月，而老夏介绍的四部跑车之中已经有三部只剩下车架，其中一部是一个家伙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从桥上下来，以超过一百九十迈的速度撞上隔离带，比翼双飞，成为冤魂。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