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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我说：只要你能想出来，没有配件我们可以帮你定做。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那老家伙估计已经阳痿数年，一听此话，顿时摇头大叫朽木不可雕也然后要退场。退场的时候此人故意动作缓慢，以为下面所有的人都会竭力挽留，然后斥责老枪，不料制片上来扶住他说：您慢走。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

他说：这电话一般我会回电，难得打开的，今天正好开机。你最近忙什么呢?

我一个在场的朋友说：你想改成什么样子都行，动力要不要提升一下，帮你改白金火嘴，加高压线，一套燃油增压，一组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