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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说：好了不跟你说了导演叫我了天安门边上。

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

这首诗写好以后，整个学院不论爱好文学还是不爱好文学的全部大跌眼镜，半天才弄明白，原来那傻×是写儿歌的，第一首是他的儿歌处女作，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写好，不太押韵，一直到现在这首，终于像个儿歌了。

我们停车以后枪骑兵里出来一个家伙，敬我们一支烟，问：哪的?

第二是善于打小范围的配合。往往是三个互相认识的哥儿们，站在方圆五米的一个范围里面，你传我我传他半天，其他七个人全部在旁边观赏，然后对方逼近了，有一个哥儿们(这个哥儿们往往是站得最靠近自家大门的)支撑不住，突然想起来要扩大战线，于是马上醒悟，抡起一脚，出界。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我有一些朋友，出国学习都去新西兰，说在那里的中国学生都是开跑车的，虽然那些都是二手的有一些车龄的前轮驱动的马力不大的操控一般的跑车，说白了就是很多中国人在新西兰都是开两个门的车的，因为我实在不能昧着良心称这些车是跑车。而这些车也就是中国学生开着会觉得牛×轰轰而已。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