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等他走后我也上前去大骂:你他妈会不会开车啊,刹什么车啊。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
老夏在一天里赚了一千五百块钱,觉得飙车不过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将来无人可知,过去毫无留恋,下雨时候觉得一切如天空般灰暗无际,凄冷却又没有人可以在一起,自由是孤独的而不自由是可耻的,在一个范围内我们似乎无比自由,却时常感觉最终我们是在被人利用,没有漂亮的姑娘可以陪伴我们度过。比如在下雨的时候我希望身边可以有随便陈露徐小芹等等的人可以让我对她们说:真他妈无聊。当然如果身边真有这样的人我是否会这样说很难保证。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
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开车飞快,我的一个开黄色改装车的朋友,是让我们这样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一直能从我看来不可能过去或者过去会让后面的车骂的空档里穿过去,他在街上飞车很多年从来没有追过别人的尾倒是被别人追过几次尾。另外有一辆宝马的Z3,为了不跟丢黄车只能不顾撞坏保险杠要等三个月才能有货的风险,在街上拼命狂开,而且此人天生喜欢竞速,并不分对手等级,是辆面的或者夏利也要全身心投入。另外有一个本田的CRX,避震调得很矮,恨不能连个不到五度的坡都上不去,并且经常以托底为荣,最近又加入一个改装很夸张的黄色捷达,此公财力不薄,但老婆怕他出去香车美人地风流所以不让他换车,所以天天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车开报废了,加上最近在广东私自装了一个尾翼,貌似莲花,造型婀娜,所以受到大家的嘲笑,不得不把心爱的莲花尾翼拆除,所以心中估计藏有一口恶气,加上他的报废心理,所以在街上也是不顾后果,恨不能在路当中的隔离带上开。面对战斗力这样充足的朋友们,我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不认识北京的路,所以不得不在后面狂追怕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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