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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站在这里，孤单地，像黑夜一缕微光，不在乎谁看到我发亮

我说：这车是我朋友的，现在是我的，我扔的时候心情有些问题，现在都让你骑两天了，可以还我了。

此人兴冲冲赶到，看见我的新车以后大为失望，说：不仍旧是原来那个嘛。

我之所以开始喜欢北京是因为北京很少下雨，但是北京的风太大，昨天回到住的地方，从车里下来，居然发现风大得让我无法逼近住所，我抱着买的一袋苹果顶风大笑，结果吃了一口沙子，然后步步艰难，几乎要匍匐前进，我觉得随时都能有一阵大风将我吹到小区马路对面的面馆。我不禁大骂粗口，为自己鼓劲，终于战胜大自然，安然回到没有风的地方。结果今天起来太阳很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有风。 -

第四个是角球准确度高。在经过了打边路，小范围配合和打对方腿以后，我们终于博得一个角球。中国队高大的队员往对方禁区里一站都高出半个头，好，有戏。只见我方发角球队员气定神闲，高瞻远瞩，在人群里找半天，这时候对方门将露了一下头，哟，就找你呢，于是一个美丽的弧度，球落点好得门将如果不伸手接一下的话就会被球砸死，对方门将迫于自卫，不得不将球抱住。

而老夏没有目睹这样的惨状，认为大不了就是被车撞死，而自己正在年轻的时候，所谓烈火青春，就是这样的。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