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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那家伙打断说：里面就别改了，弄坏了可完了，你们帮我改个外型吧。

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

站在这里，孤单地，像黑夜一缕微光，不在乎谁看到我发亮

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

然后那人说：那你就参加我们车队吧，你们叫我阿超就行了。

老夏马上用北京话说：你丫危急时刻说话还挺押韵。

几个月以后电视剧播出。起先是排在午夜时刻播出，后来居然挤进黄金时段，然后记者纷纷来找一凡，老枪和我马上接到了第二个剧本，一个影视公司飞速和一凡签约，一凡马上接到第二个戏，人家怕一凡变心先付了十万块定金。我和老枪也不愿意和一凡上街，因为让人家看见了以为是一凡的两个保镖。我们的剧本有一个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我和老枪拿百分之八的版税，然后书居然在一个月里卖了三十多万，我和老枪又分到了每个人十五万多，而在一凡签名售书的时候队伍一直绵延了几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