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一部车子的后座。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是否可以让他安静。

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无数次，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是为了去看全国汽车拉力赛的上海站的比赛，不过比赛都是上午**点开始的，所以我在床上艰苦地思考了两天要不要起床以后决定还是睡觉好，因为拉力赛年年有。于是睡了两天又回北京了。

注②：不幸的是三环路也终于变成了二环路以前那样。(作者按。) -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我有一次做什么节目的时候，别人请来了一堆学有成果的专家，他们知道我退学以后痛心疾首地告诉我：韩寒，你不能停止学习啊，这样会毁了你啊。过高的文凭其实已经毁了他们，而学历越高的人往往思维越僵。因为谁告诉他们我已经停止学习了？我只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已。我在外面学习得挺好的，每天不知不觉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比如做那个节目的当天我就学习了解到，往往学历越高越笨得打结这个常识。

自从认识那个姑娘以后我再也没看谈话节目。

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无数次，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是为了去看全国汽车拉力赛的上海站的比赛，不过比赛都是上午**点开始的，所以我在床上艰苦地思考了两天要不要起床以后决定还是睡觉好，因为拉力赛年年有。于是睡了两天又回北京了。